科技圈的“屈原” | 端午节特刊

屈原不只是存在于历史中，仅当代科技界，我们也能看见许多“屈原”。

屈原的一生是精彩，也是悲凉的。

变法改革、成立齐楚联盟……这些都是屈原的功劳，然而，等待他的只有变法的失败、奸人的谗言、帝王的疏远以及楚国的亡国。心灰意冷、不愿另事他主的屈原选择了投江，从而结束了自己跌宕的一生。

屈原代表了一种人格和气节，而在亿万万人中，他也不是个例。在科技圈，我们能看见许多个“屈原”，只不过，鉴于历史背景等因素，他们不像屈原那样的极端。

陆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面对心中的追求，即使多次失败也不后悔

在陆奇任职微软的8年期间，他领导了Office 365、Skype、bing、Yammer等多个项目，曾经让bing的市场份额从8%增长至20%。

离职微软进入百度后，陆奇也领导了一系列变革，包括整组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组（IDG）、公布并推进自动驾驶阿波罗计划、成立智能生活事业群组等等，一度让百度的市值接近千亿美元。

改革，是陆奇职业生涯的关键字。然而，他和屈原一样，带着抱负引领变革，却没能走到最后，沦为权利斗争、更迭的“牺牲品”。

在微软期间，陆奇的离职表面是因为项目测试受伤，而知情人士称他的离开是上层权利斗争的结果；在百度亦是如此，随着百度老人的回归、上层管理之间的博弈，让处在变法中心的陆奇，骑虎难下，最终只能选择退出。

只不过，陆奇比屈原幸运，他接下来的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

吴恩达——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你和我已有约在先，现在却反悔、另有打算

因看中屈原的才华，楚怀王让屈原进入朝堂，支持、配合他变法改革；同样因为看中吴恩达的人工智能才能以及背后的资源，李彦宏将其拉入百度，来引领人工智能这一新兴产业的研发和应用。

屈原引领变法改革，让楚国成为与秦、齐并列的强国；吴恩达加入百度，让后者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品牌影响力上取得极大进展，甚至有传闻在技术上已经超越了当时的谷歌。

不过，随着陆奇的加入，吴恩达被“间接降职”。而按照相关知情人士透露，以陆奇和吴恩达为首的两股人工智能势力之间也是存在极大矛盾的。

另外，百度掌门人马东敏的回归进一步激化矛盾，她提倡“砍掉看不到前景的业务”。这等情况下，虽然被李彦宏寄予厚望，但吴恩达所领导的人工智能研究院很难延续过去大投入、低产出的发展路径。对于吴恩达而言，这就意味着他所领导的变革要被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陆奇所引领的人工智能变革。

最终，在两股势力的博弈下，虽有实力、但所受重视不如以往的吴恩达选择了离职，自行创业。

Jan Koum——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既然不能实现心中所想，那我则离开

变法改革、齐楚联盟抗秦……这些都是屈原所坚持的，但他的坚持并不被一些人、甚至朝廷所认可，所以有了后面齐楚联盟的破裂，以及变法的失败。

而在当前，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的事情也时常发生，譬如WhatsApp的首席执行官Jan Koum。针对“数据隐私”这一块，Koum一直提倡用户数据的独立性和良好保护，这也是Koum以及联合创始人Brian Acton在Facebook收购公司时做出的承诺。

然而，在Facebook的强压下，WhatsApp还是被迫修改了用户协议，允许前者获取用户信息，并结合用户特征和Facebook多平台数据进行广告投放。

随着两股理念碰撞的落幕，败下阵来的Koum最终从Facebook离职。

Alex Stamos——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理念不同又怎么能做到彼此配合？我选择远离

同为Facebook的高层管理人员，前首席信息安全官Alex Stamos也遭遇了与Jan Koum一样的情况。

有知情人士表示，在“俄罗斯操纵虚假帐户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上，Stamos一直主张积极调查并对外公布信息，而这一行为理念与COO Sandberg等公司高管是不同的，让后者感到了惊慌。这就如同屈原推行变法改革让贵族和旧势力感到惊慌一般，一旦推行，贵族和旧势力（Facebook公司、某些高管）就将受到极大的损失。

最终理念斗争的结果是，Stamos从Facebook离职。

Chris Urmson——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然没有人理解我，我又何必留念这里

据资料记载，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秦楚复合，这与屈原一直以来的谋划是相反的，他无奈之下只能避地汉北。

而前Google无人驾驶汽车CTO Chris Urmson也有相似遭遇。此前，在他的带领下，谷歌开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原型产品累计行程达到180万英里。

然而，就在2015年，谷歌邀请现代汽车的高管John Krafcik 担任自动驾驶项目CEO，而Urmson转而担任CTO。这也就意味着，谷歌自动驾驶的发展线路可能要做出调整了。不到一年，Urmson从谷歌离职。

有人猜测，Urmson的离职有两个原因，一是与Krafcik在自动驾驶发展计划上冲突；二是来自谷歌高层的施压：他们极力催促自动驾驶尽早商业化。而在此之前，Urmson曾表示：自动驾驶车的真正出现最长可能需要30年！

显然，谷歌与Urmson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上已经产生了分歧。

钱晨——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我不怕因为你的疏远而离去，只是你的反反复复令人失望

为了自己的国家，楚怀王拉来了屈原；为了自己的手机，罗永浩拉来了钱晨。于楚怀王而言，屈原能够帮助他进行改革、进献良策；于罗永浩而言，钱晨能够帮助他做好手机，并在公司管理上与自己形成一个互补。

然而，楚怀王背弃了屈原，令后者伤心；罗永浩固执己见、不听劝阻，令钱晨失望。

用钱晨的话来讲，他和罗永浩的分歧，“不在于梦想的差异，而是在于方法的差异”。钱晨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贩卖情怀的营销方式，他认为，企业不应该跟客户讲情怀，“只要你认真做东西，得到了业界专业的赞赏，就自然的会得到客户的赞赏”。

既然理念产生了分歧，失望的钱晨选择远离罗永浩。

柳甄——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满腔抱负却无处实施，我怎么能一直忍受？

柳甄曾经是Uber中国区战略负责人，负责Uber在中国的职能部门，以及参与战略布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组织架构上，柳甄只负责中国区总体战略，每个城市的地区经理不必向她汇报具体工作，而是向亚太地区运营负责人汇报。

这么一看，柳甄似乎并没有获得Uber总部的足够信任。更夸张的是，当年“Uber中国卖身滴滴”这一消息柳甄报道出来后才得知，而彼时的她正在推进其他项目，何其讽刺。

由此可知，柳甄一直没有打进Uber核心，换一种说法，空有抱负的她在Uber是被边缘化的，这就如同后期的屈原，虽有满腔抱负，最后却只能被阻拦在朝堂之外。最终，他们都选择了远离。

雷鸣——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进言不被听取、采纳，自己反而获罪，倒不如退回去做自己的事

屈原第一次被罢黜是因为他提倡的变法改革触碰了贵族和旧势力的利益。而在高通，也有这么一个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被辞退，他就是前高通大中华区总裁雷鸣。

按照雷鸣的说法，在整顿高通中国内部财务及人事管理的时候，他聘请财务及人事专员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与流程，能减少员工营私舞弊的机会，也限制了一些“送礼行贿”的机会，而这一制度也得罪了杰夫等“太子党”，断了他们不少“财路”。

另外，他还发起了一次对高通中国财目及财务管理制度的审查，以帮助高通中国杜绝财务制度上的漏洞，而这一审查在后来被总部财务部要求立即停止，这让雷鸣意识到，他所领导的这一次审计得罪了高通总部某些有背景的人士……

从雷鸣角度来看，他之所以被辞退，是因为他的一些动作触犯了某些团体的利益。这与屈原第一次被罢黜的经历极其相似。

刘军——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方和圆怎么能够互相配合，志向不同又如何做到彼此相安？

2015年，时任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移动业务总裁的刘军宣布从联想离职，而在两年之后，刘军又再次回归。

关于当初刘军的离职，业内是众说纷坛，其中有一点肯定的是，彼时刘军执掌的移动业务发展战略与杨元庆既定的战略目标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然而，在刘军离职之后，联想移动业务的表现每况愈下、不尽人意。与此同时，联想业务核心的PC业务也是表现不佳。

由此来看，刘军的再次回归更像是“救急”。这与屈原一再被楚怀王重新启用的经历有点相似，因为在“变法”一事上出现了分歧，屈原被罢黜。然而，在每一次齐楚联合抗秦的关进时刻，楚怀王就会重新启用屈原，让其以使者身份出使齐国商谈联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救急”。不同的是，屈原的救急是暂时性的，而刘军是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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